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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世存:做三四月的事,在八九月自有答案

2017-06-18 10:00:05    读者



“年轻人,你职责是平整土地,而非焦虑时光。你做三四月的事,在八九月自有答案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余世存



半生波折,将近知天命之年的余世存,终于在北京的郊区,为自己布置了一个理想的居所:院子里有花,有木栅和鹅卵石铺就的小道;屋宇明阔,有实木打造的整面墙的大书架;地下室用玻璃搭建了小小天井;室内一角布置成和风茶室,可以冥想,可以与来访的朋友小叙。最为奢侈的是,小区的背后,就是北京东部最大的湿地郊野公园。因而,余宅虽在都市之内,却端然有着世外的气象。

    

余世存说,他现在才懂得了穆旦的那句诗:“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,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。”

          


余世存接受《读者》专访,点击视频可观看


“我的朋友都在古人的队列里”

 

   “人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立得住的参照系,找绝对的时间也好,天神也好,上帝也好,总之是要找这种至高的精神,一个超越的东西来做背景,去打量我们的生活,否则我们都会被潮流裹挟,陷入虚荣和虚无而不自知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余世存

 

1990年,余世存从北大毕业。


对于这名出身农家的少年而言,北大四年,最为受益的,是读了很多书。读的最多的,是哲学、美学与诗歌。在校园里,他读诗,自己也写诗。


在校期间,余世存最喜欢的诗人是何其芳;然而,毕业之后,他开始迷恋穆旦。在他眼中,相较于何其芳,穆旦对感情与理智的平衡把握得更好。


余世存毕业的1990年,苏联失去了继续争霸的能力;而未来的赢家美国,则刚刚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制裁。


这一年,他被分配到北京一中教书,而按照他的理想,他应该进入文化单位,一展文史方面的专长。


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,现实都令人迷惘。


于是,他再次进入书的世界,寻求安慰与答案。


那时他是北京图书馆的常客;白天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萨特、梅洛·庞蒂;晚上写作随笔,半年攒下了十几万字。


两年后,余世存离开了北京一中,下海经商。因为那个时代的氛围,就是“大家纷纷下海和出国,想要去寻找更大的机会,实现自我价值。”


然而他骨子里并没有任何经商的基因,跳到海里做了两三年,不成。于是上岸,进入《战略与管理》杂志。在这本杂志,他从普通编辑一直做到主编。


回头再看这段经历,余世存认为:“《战略与管理》,对我比较大的影响,是它让我从一个纯粹的有文人情怀的人,变成一个对这个社会的转型有一定了解的人。同时也开始对‘大文化’开始有点兴趣。从一个纯粹的文人心态转向了对社会更深入的观察。我开始想搞清楚历史和现实转向,有点像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面所说:‘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。’‘”自己觉得应该是做这样的事情。”


为了能更好地观察社会,也因为认识到自己想做的研究,在僵化的体制化思维下难以完成,1997年,余世存选择离开《战略与管理》,做一个纯粹靠写作来养活自己的独立知识分子。他认为:“这样的话,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分析,应该更为客观一点。”



这一时期,他结识了精研“老庄”的张远山。起初,作为一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“思想解放运动”中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,余世存并不太关注本国典籍。然而,接触到《庄子》之后,他被深深吸引了:“它最吸引我的是文辞之美,然后是高妙的哲学思想。萨特也用美来表达哲学,可是庄子做得更好。”


从此他发现,中国的经典体系如此丰富多样。对外,它与近代西方的理性传统相区别;对内,它不仅仅包括儒家思想一条线索。同一个世界,可以有不同的解释,非正统的解释未必没有价值。这一发现是一条伏脉,延伸到他之后的阅读和研究里,催生了他剑走偏锋的研究路数,以及不断引入新“参照系”的努力。

   

所谓“参照系”,既是观看世界的一种视角,也是安身立命的一种方式。

    

余世存认为: “人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立得住的参照系,找绝对的时间也好,天神也好,上帝也好,总之是要找这种至高的精神,一个超越的东西来做背景,去打量我们的生活,否则我们都会被潮流裹挟,陷入虚荣和虚无而不自知。”


在媒体社会化、商业化尚未充分的的上世纪90年代初,选择离开体制,完全靠写作自给自足,是一个相当先锋的举动。有一段时间,余世存的日子过得很苦,生计都成了很大的问题。


在那封著名的写给友人的《生活的压力的确过于艰难,过于沉重》中,他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:“这段日子最常想到的是鲁迅在民初京城谋生时遇物价飞涨时的心态…..  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顶著一口气的人,什么时候,这口气顶不住了,我也就完蛋了。生活的压力确实过于艰难,过于沉重。 ”              


好在,他还有书,还有着“至高的精神”作为参照与支撑。这种支撑,“使一个年轻的书生,在很苦难的人生中,能够活得很安心。”


余世存这样描述自己那段时期的生活状态:“我就是自己孤身一人在那读书,然后抄笔记及然后再把他们归类整理,这么写。觉得‘上有古贤’: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我的朋友,我的朋友都在古人的那个队列里面。”



重新发现传统文化


 “我去了大理生活,其实也是一种回,甚至像是一种逃:逃离都市,逃离纷乱的现代生活。 在这次“逃离”中,我重新发现了《易经》,发现了个体与自然、与时空的关系,像进入了一种大尺度的时间。”

——余世存

   

 2005年,《非常道:1840-1999的中国话语》出版,成为当年的热销书籍,余世存也随之而火。

   

《非常道》不是长篇大论的学术书籍;而是以类似于《世说新语》的笔记片段,摘编了1840-1999年间,以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权臣;以孙中山、黄兴、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;以毛泽东、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领袖;以胡适、陈独秀为表的文化精英;以钱钟书、陈寅恪为代表的学术大师等,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的趣闻轶事和精彩话语。


余世存开玩笑地说,《非常道》是比“微博”早出现5年的“微博体”。


名声大噪,余世存却再一次选择了“退场”。他从喧闹的北京,移居云南大理。


他在大理的生活极为闲适。他租了一个很大的农家院,有8分地那么大。每天跟着太阳一起醒来。晒太阳、发呆、聊天、种花,读书——“在大理一天晒的太阳,比在北京一年都多。”


在大理,余世存换了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北京的生活:“在北京的时候,作为年轻人,每天都有故事,每天都有听到的消息,每天都让你有一种好像生命被刷新的感觉,有一种意义感,但是你发现到了云南,你回头看你那些生活里,发现有很多是没有必要的,很多是多余的,跟你自己没有发生切身的联系,因为他没有实质性地跟你进行交流碰撞。”


大理


他发现,2007年之前所有的读书和言说,都是外在的;“我和读书这个世界是分离的,是主客分离,我是把读书写作当做一个工具,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谋生也好,都是在当成一个工具。”


他曾引以为傲的知识,其实并没有和真正的生活产生深层次的关联。


而古人,也并不是这样:“传统的知识人,他的学问是一个比较全面的,用我们现在话讲,是一个通才。他不只知道书本上的学问也知道生活上的学问,就像我们去看苏州园林,我们会对当时的秀才和举人很佩服,因为他们自己能设计房子能盖房子。”余世存说:“他们的知识,能够和生活产生关联。”


很多在北京习以为常的事,在大理得到了重新思考和打量。


比如,他发现,在大理,当地的居民依然保持着对时间、对季节,对节气的敏感。他们依旧非常清楚,哪一个节气的哪一天应该播种;哪一天应该灌溉,哪一天应该收成。



他意识到,貌似处在时间前沿的现代人,时间感已经“丢掉了”。都市人的时间都被标准化、简单化、异化了。


余世存说:“智慧的智,它跟知识的知不太一样的地方,智下面是个日字,日代表时间,那么知道时间的人才代表你有智慧。”


在余世存眼中,一个没有“时间感”的人,创造力就难以被充分地激活、发挥。


“司马迁讲:‘万物之聚散都在春秋之中’‘。这个“春秋”指的就是时间。“余世存说:“一切的东西,包括概念本身都有它的时间特征,比如说诗歌,是春天的,属于东方;比如说小说属于秋天的,属于西方;戏剧是属于北方的,是冬天的艺术……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在时间这个大坐标下去考量。”


本着这样的想法,他自庄子、老子一路上溯到《周易》,开始研究《周易》,研究人与宇宙、时间的终极关系。


他在大理隐居了三年,读完了诸子百家。三年后,大理越来越喧嚣。越来越多的都市人迁移到那里,试图寻找到一种世外桃源式的宁静与闲适。


余世存选择离开大理,再次回到北京。大理期间积累下的知识,化成了《家世》、《东方盛典》、《大时间》等书,一本接一本地出版。


2015年,《大时间:重新发现易经》一书出版。这本书被余世存的朋友们戏谑为一本“妖书”——在现代思想训练与浸泡中成长的现代人,和《周易》的距离早已渐行渐远。或者将之等同于封建迷信,或者只宣讲其中的“义理”部分,而对于卦象推算等则略过不谈。


余世存的研究方法,是回到《周易》的本身,回到它诞生、扬显的时代与环境。《大时间:重新发现易经》用通俗的现代语言重新阐释了易经,又以易经这个既古老又超越时空的更大的时间模型,对现代人的生活做出了解释与指引。


“我一直在说回到《易经》,是希望大家回到它本来的面目、状态,并且让它有效加持现代人的生活。古人说《易经》是“为君子谋”,而不是“为小人谋”,小人也指百姓众生,‘君子以为文,百姓以为神’。我这本书就是要把《易经》还给大众,让大家拿回一个工具,用来理解自己跟世界、跟时空的关系。”余世存说。


这也是他从“西学”回到“国学”时,所秉持的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。


“孔子活在今天,他拥有的也是一个人类情怀”

 

“即使孔子活在今天,他拥有的也是一个人类情怀,只不过他用的是中国的符号。”

——余世存

 

讲述中国传统“24节气”文化的《时间之书》的爆红,是余世存从未想到过的。


2016年11月30日,书籍付印前一天,中国的“24节气”申报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”成功。借了“非遗”的东风,《时间之书》一下成为了2017年中国人的“国民读本”,余世存本人也顺利晋升“国民先生”。



《时间之书》被称为是中国人的“时间简史”。余世存将二十四节气与人格、文明相结合:“以人道印证天道,以天道再反馈人文,以人文印证天文。”


余世存认为,节气不仅指导农业生产,也不仅指导我们养生,同时对我们人格是有提示意义的:“人在天地间,应该跟着天地的节奏一起走。


《时间之书》文辞优美、装帧雅致。依靠自己极丰富的知识储备,余世存旁征博引,文化典故信手拈来,间杂中外优美的诗歌作品;普及传统文化知识之余,不乏对现代哲学、现代生活的追问与反思。余世存说,这是他写过的“最美的一本书。”


《时间之书》


在他眼中,自己在2016、2017年的走红,是“否极泰来”,是长期苦难后,命运带给他的奖赏。


回望这几年的生活,他说,2005年到2015年这十年,是他人生中最为焦灼,最为艰难的十年。这十年中,不仅他所选择的这条“独立生存”的道路少有人能理解,自己也感觉行走在一条漫长漆黑的隧道之中,相信前方有光明,但却迟迟看不到那路的尽头。


“生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同时在精神层面上,也是面临一个大问题,就是不知道如何去突破,如何去解决我们那些大家都关心的问题,比如说东西方的问题,传统现代的问题,解决中国人的出路,解决我们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怎么生活,才算是很正义的。”余世存说。


2012年写完《大时间》之后,余世存感觉自己“慢慢地打开了。”


 对于那些曾经一度困扰过他的精神问题,他慢慢有了更为客观和中立的看法。


“‘五四运动’的思想方式,是一定要在中国和西方之间,或者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做一个一个二元选择,这个是有问题的。”余世存说:


“多年以来,我们对西方其实一直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,经常容易把西方很偏激的一种文化当做思想主流接受过来,没有正确的认识西方,也没有正确的认识中国自己,包括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部分对传统文化是不屑一顾的,都认为传统文化是官方的或者是江湖的那些用来骗人的玩意儿。”


数年来对于传统文化的亲近和研究,对于余世存本人来说,首先是重新树立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。在精神最为焦灼的那几年,正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之根,给了他抚慰、滋养与身心的安顿。


“还是找到自信,让每个人找到自己,找到自己跟这个世界最深刻的联系。”他说:“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老外,我觉得其实都处于一种焦虑,这种深层和生活的这种焦虑,没有得到解决。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活的非常偶然,或者是像个投机的赌徒一样的,就是这个世界跟自己没有关联,我觉得我们责任就是告诉大家每个人都跟这个世界有深刻的联系,你找到自己跟这个世界的联系,你就能够得到身心的安顿,进而继续创造更新、更高级的文明。”


与此同时,他坚持认为,一定要避免用二元对立的眼光去对待传统与现代。他希望,作为一名当代的中国人,一名当代的知识分子,我们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,一种开放的态度去对待、去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:


“我们现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,我们应该知道互联网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教义就是共生,大家是在共生共享,所以没有说东西方是二元对立的,也没有必要说东方为体还是西方为体。那么刚才讲传统和现代也是,没有说用现代瞧不起古人,或者是用传统来瞧不起现代,不应这样,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眼光,这种眼光建立在开放的态度和方法基础上——我们对东西方、对于传统现代能够用一种更加平等的态度来看待。”


“即使孔子活在今天,他拥有的也是一个人类情怀,只不过他用的是中国的符号。”余世存说。


在《时间之书》的序言中,他这样写:“年轻人,你职责是平整土地,而非焦虑时光。你做三四月的事,在八九月自有答案。”


“相信时间,相信在时间分分秒秒的流逝当中,你没有完全白过,那么你所做的注定会有结果,注定会有影响。就像很多相信时间的那些智者、那些伟大的人物,他们没有在在世的时候看到社会走向开明,或者说人心没有走向好转。但是他们依然觉得无悔余生,自己这一生无悔。我相信是因为他们相信时间,他们也知道自己在时间的流逝当中自己做到了。”在采访中,余世存这样说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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